编者按：胡庆澧教授，前世界卫生组织（WHO）副总干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上海市临床研究伦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近日应邀接受了《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和代谢网（www.global-metab.com）的采访，从儿科医生到WHO副总干事，他极具传奇色彩的“硬核”人生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启发呢？

厚积薄发——广慈医院的一名儿科医生

       1956年，胡庆澧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了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广慈医院儿科。当时，上海第一医学院和上海第二医学院各挑选了6名品学兼优的学生，互换到对方的医院去工作。

       胡庆澧教授回忆道：“上海第二医学院对我们这些交换生非常信任”。1962年，广慈医院确定胡庆澧为儿科重点培养对象，让著名儿科专家高镜朗教授及儿科中医朱星江教授作为他的导师。1966年，他被选送到伦敦大学医学研究生学校进修血液病，师从世界著名的血液病专家John Dacie教授。在此期间，他在溶血性贫血，尤其是在因酶的改变所引起的先天性溶血性贫血方面做了大量研究性的工作，这些经历对于他后面在WHO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文革”结束后，为了把医教研工作搞上去，胡庆澧与科室主任等重新建立了儿科实验室和血液病科研床位及门诊。他还兼任了儿科和内科共建的血液病研究室副主任，开展白血病和出凝血病的协作研究，并和内科主任王振义（当时兼任血液病研究室主任）、检验科主任徐福燕等一起编写了供瑞金医院进修医生学习用的血液病讲义。迅速成长为学科新秀的胡庆澧，1977年秋被评为上海市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

大展拳脚——从WHO临时顾问到副总干事

       “1972年5月10日，第25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国在WHO的合法席位。1978年WHO要求中国推荐一些人到那里去工作，当时卫生部找到我，见面就问是否会讲英文。当时，我已经有整整十年没讲过英文了。但是卫生部给了我尝试的机会，他们就说，我们要去开世界卫生大会，你跟我们的代表团一起去。所以我在1978年5月就作为由卫生部长钱信忠带队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日内瓦召开的第31届世界卫生大会”，胡庆澧教授说道。

       世界卫生大会结束以后，WHO聘请胡庆澧作为WHO的临时顾问，准备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筹办在前苏联阿拉木图召开的“以初级卫生保健”为主题的国际会议，即“阿拉木图会议”。在随后的3个月里，他和一些知名专家教授一起将会议文件翻译成了中文。

       完成阿拉木图会议的文件翻译工作后，他又到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参加了第五届WHO西太平洋地区委员会议。回国后，胡庆澧到桂林筹备第一次全国儿科年会。1978年11月，正当他在桂林参加全国儿科年会开幕式时，突然接到卫生部的紧急通知，立即前往WHO西太区工作。

       自此，他在WHO一干就是整整20年。

       1979年11月，他担任了WHO西太平洋办事处妇幼卫生地区顾问，负责西太平洋地区34个成员国的妇幼卫生和计划生育的规划，并负责协调和监督WHO在该地区所执行的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全部规划。

        1986年1月，胡庆澧被任命为WHO驻菲律宾代表。

       1988年1月，由中国卫生部推荐，WHO总干事马勒博士任命胡庆澧为WHO日内瓦总部助理总干事。

       1996年至1997年，胡庆澧在兼任WHO副总干事期间，分管全球的艾滋病规划，并代表WHO总干事与其他联合国机构一起共同组建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为世界各国开展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奔走呼号。

       直到1999年10月，胡庆澧从WHO退休回到上海。

老骥伏枥——为中国生命伦理学贡献力量

       科学家关注能不能做，伦理学家关注该不该做，法律工作者和政府主管部门则关注准不准做。胡庆澧认为，只有三者相互协调配合，形成良性互动才能保障医学技术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1997年3月，当克隆羊多利诞生的时候，胡庆澧正好在WHO负责人类生殖的专门规划。如何看待克隆问题，WHO必须表明自己的看法。

       多利羊事件后，美国和梵蒂冈都发表了各自的观点。从宗教方面来看，梵蒂冈主教认为这是一个不可接受的事情，希望WHO能够予以制止。美国代表团同梵蒂冈主教的观点一致，认为WHO应该立即制止此类事件。

        胡庆澧立即与有关部门研究了WHO对这一事件的立场，并在最短时间内组织了科学与伦理专家于4月份在日内瓦召开会议，讨论有关问题，并在5月份召开的第50届世界卫生大会上提出了报告。大会经过激烈的辩论后，在大多数成员国的支持下，终于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决议，明确指出用克隆技术复制人在伦理上是不被接受的，是违背人类尊严的。但决议也没有把克隆技术“一棒子打死”，决议把克隆技术分成生殖性克隆、治疗性克隆和研究性克隆，这也使得日后干细胞治疗得以持续下来。

       再回过去看这一段历史，胡庆澧认为当时的决议是很有价值的，不管是对过去还是当下。

       退休回国后，胡庆澧就积极参与了由中国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法律与社会问题研究所的活动，致力于推动中国的生命伦理学研究。

       为了推送生命伦理学在中国的发展，除了积极参与各类活动外，他还担任了上海瑞金医院的伦理委员会主任，帮助制定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操作规程，帮助苏州大学医学院建立相关制度的理论审议工作，还协助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生命医学伦理中心的建立。胡庆澧也接受了原卫生部和现在卫健委的邀请, 担任卫生部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委员，并协助制定了我国的《干细胞临床研究管理办法（试行）》及相关的实施细则。

       但是胡庆澧也认为，从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重科研轻伦理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比如震惊世界的贺建奎事件。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国内，对国家的影响非常不好。胡庆澧语重心长地说出了自己的担忧。在他看来，“我国现在迫切需要加强生命伦理委员会的体制化建设，要积极支持生物医学研究者，为他们保驾护航，要切实维护受试者的尊严、权利、安全与健康” 。应该重视伦理法律与社会问题的研究，欧美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国际生命伦理规范值得重视，生命医学伦理千万不能缺失。

人生感悟——你生命中所有的经历都不会被浪费

       “学校在邀请我去给新生作报告时，我经常用这句话来鼓舞他们，‘在你的学生时代，没有任何的事情会是浪费的，你学到的任何事情在今后不知道什么情况下就可能会用上’，”胡庆澧教授说道。

       1981年9月28日-10月9日，WHO派胡庆澧到韩国开展工作。那时，韩国的妇幼卫生工作发展很不平衡，不少城市郊区及广大农村地区的妇女儿童得不到应有的医疗卫生服务。他们获得了世界银行的一笔贷款，要建妇幼保健站，却不知道如何选择合适的设计方案。应韩国方面的邀请，胡庆澧受WHO派遣去帮助他们审查定夺。当时，韩国还没有和中国建交。胡庆澧是第一个持中国护照被派往韩国去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在他先后会见了汉城市市长、韩国卫生部长和韩国总理之后，韩国方面紧绷的神经慢慢放松了。他们把那些设计蓝图拿出来向胡庆澧请教，看着这个中国医生能够把这些建筑设计图看懂且分析得头头是道，他们很惊讶：“你是医生吧？怎么能够看懂这些设计图？”胡庆澧坦然告诉他们：“我参加过300张床位的医院的设计和建造，不仅要建水电站，还要去搞变电所和锅炉房，并且要建所有的病房和手术室，那个医院比你们这个妇幼卫生保健站复杂多了。

       

       说到这里，胡庆澧教授感叹道：“我非常感谢在国内所受到的教育，让我在WHO能够发挥作用”。